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包子铺前等第一笼出锅。老板掀开竹蒸笼的瞬间，白雾裹着肉香扑出来，他左手垫着抹布掀笼盖，右手用长柄铁勺敲了敲蒸笼边沿：“刚出锅的鲜肉包，三块五一个。”我数着零钱时，斜对角煎饼摊的铁板突然“滋啦”一声，穿红围裙的大姐手腕一抖，金黄的蛋液在铁板上摊成圆，撒葱花的动作像在撒星星。 “要加辣吗？”她头也不抬地问。我点头的功夫，她已经用木铲把薄脆折成三折，裹进蛋饼里。这时包子铺老板凑过来，指了指我手里的煎饼：“她家薄脆是现炸的，我昨天看见她老公凌晨四点就在厨房炸面片。”话音刚落，煎饼大姐抬头瞪他：“就你话多！”老板笑着缩回铺子，继续给排队的上班族装包子。 我咬了口煎饼，薄脆在齿间发出细碎的响声。煎饼大姐的铁板边沿沾着几粒焦黑的芝麻，那是昨天溅上去的，她没舍得擦——她说“黑芝麻更香”。她的围裙口袋里露出半截记账本，边角卷得发毛，我瞥见其中一页用红笔圈着“薄脆成本：0.3元/斤”。 八点零五分，穿西装的男人举着豆浆冲过来，煎饼大姐立刻放下擦铁板的抹布，熟练地摊开新面糊。“老样子？”她问。男人点头，她便在蛋饼上多抹了层甜面酱——这是他们之间不用言说的默契。我数着零钱离开时，听见男人嘟囔：“今天开会要迟到，幸亏你手快。”煎饼大姐笑着把装好的煎饼塞进他手里：“慢点跑，别洒了。” 九点，阳光爬上煎饼摊的铁板，大姐开始收拾东西。她把剩下的面糊倒进搪瓷缸，用保鲜膜裹住薄脆筐，动作轻得像在收捡宝贝。我问她怎么不多摆会儿，她擦着铁板说：“十点城管要来，得去菜市场买明天的面粉。”她弯腰搬筐时，围裙上的面粉簌簌往下掉，在阳光下闪成细小的光点。